8月24日，新一届新加坡国会正式开幕。在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选中，执政超过60年的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竞选议席中的83席，继续执政。对新加坡社会而言，这是近20年来看点最多的一届政府和国会：本届大选被普遍视为以副总理王瑞杰为首的第四代（4G）领导团队接受选民委托、准备执掌国家的标志，而已经年满68岁的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已多次表示新加坡不应出现70岁的总理，自己会在大选后不久交棒。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新加坡仍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人民行动党新内阁并未进行“大换血”，而是在4G领导团队新鲜血液加入的情况下，保留了第三代领导团队的资深成员。而李显龙也效仿李光耀、吴作栋两位前任总理，在“世代交替”的大选之后继续出任总理，对4G领导团队“扶上马、送一程”。
两党制已不遥远？
对于领导新加坡已经超过60年的人民行动党来说，领导团队的更新换代早已形成成熟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并成功实践：担任总理31年的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于1990年正式卸任，此时继任者吴作栋早已在内阁各部门历练了11年；吴作栋就任第二任总理的同一天，李显龙也就任副总理，在辅佐前者14年后于2004年正式成为第三代领导人至今；2011年“分水岭”大选之后，执政党便已经开始寻找和培养第四代领导团队，同年正式入阁的王瑞杰先后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4月担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和新加坡副总理，在党内和政府中相继成为李显龙的副手，其接班人地位已不言而喻。
此外，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卸任总理之后均留任议员并转任国务资政（Senior Minister），继续为新一代领导团队提供指导和咨询。本届大选前夕吴作栋放弃再次竞选议员、完全退出政坛，似乎也进一步预示着4G时代即将正式来临，而退居二线、咨询扶持的责任即将属于李显龙和他的第三代领导团队。
虽然执政党领导团队的世代交替、平稳过渡不成问题，但真正的挑战来自党外：后李光耀时期的社会深刻变化、疫情之下经济社会的严峻挑战，4G时代的新加坡会延续一党优势制，还是见证政治多元格局的最终形成？
近年来随着新加坡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问题越发被频繁提及讨论。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发展壮大，近两届大选在所有选区挑战人民行动党，不仅标志着着执政党连续11届大选在部分选区因无人竞争而自动当选的现象彻底终止，更在国会席次中屡创新高，开始冲击国会一党独大的格局。
工人党于2011年大选首次赢得集选区，本届大选进一步在盛港集选区力克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领衔的执政党“梦之队”，令“地铁东北线的东北部近乎全线飘蓝（工人党的标志色为蓝色）”，多年来被视为不利于反对党竞争的集选区制度成为其扩充国会席位的堡垒；疫情之下执政党却无法复制2001年大选的“聚旗效应”，结果遭反对党讥讽“利用疫情炒作选情失效”；成立仅一年的前进党也凭借不俗的得票率获得两个非选区议员席位。种种迹象表明，李光耀生前担忧“会令新加坡沦为平庸”的两党制似乎并不遥远。
然而，近年来新加坡政坛看似令人瞩目的变化，尚不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从政党实力、组织力量和人才储备来说，人民行动党仍具有绝对优势。
纵然本届大选反对党得票再创新高，人民行动党仍赢得了近90%的竞选议席，继续组建绝对多数政府。执政党对于重要社会资源尤其是本地媒体的实质掌控确保了社会环境总体对自身有利。法学学者约西·拉贾（Jothie Rajah）笔下的“威权式法治”和相关的选举机制安排的确遏制了反对力量发展壮大的可能性。英国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民主制下新加坡国会议事崇尚绅士风度，讲究法治和程序规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恶性政党斗争。
在李光耀的领导和塑造下，人民行动党专业治国、长期规划、高效执行、保持清廉、及时纠错，60多年执政成果斐然，至今仍拥有多数选民的信赖，而毫无执政经验的反对党只能暂把自己定位为“副驾驶”的监督角色。总的来说，被视为塑造一党优势的制度保障和客观环境并没有实质改变。
执政党主动求变
自1965年独立以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成功地把新加坡打造为高度发达、高度开放，同时政治结构高度稳定的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可谓是现代国际社会鲜见的成就。不过高度开放必然伴随着多元化思潮和多元社会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冲击新加坡实质性的一元政治结构。
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的成功有赖于高度开放、“将世界作为我们的腹地”（李光耀语）。这样的新加坡不可能依靠逆全球化的闭关锁国手段维系一党优势制。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更是为多元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土壤。执政党也无法凭借家长式说教浇灭年轻一代对于更多政治竞争的期待。进入4G时代，执政党唯有扬长补短、与时俱进、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环境，妥善处理民众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可最大程度维系竞争力。
不同于“建国一代”，如今的新加坡选民出生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习惯于现代社会的高标准生活方式；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又身处信息时代，不会认为对公共生活的思考判断、认知和选择是执政精英的专利，更不认同执政党精英化、家长式、强势的领导风格。
从2011年李光耀的“选民后悔论”争议（编注：当年的大选中，李光耀在一个争夺激烈的选区警告选民，如果投票支持反对党，他们会“后悔”），到今年执政党候选人林绍权退选事件，无不体现选民心态的微妙变化。近年来执政党处理就业、移民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而今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执政党的竞选压力。
随着工人党等反对党出现更多成熟、理性、专业且更加亲民的候选人，甚至吸纳执政党的精英人物（如原人民行动党资深议员陈清木成立的前进党），不必再“俯首甘为副驾驶”，选民也可以通过其它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执政党远离人民的心理诉求，那些看似对执政党有利的客观条件也可以反噬其优势地位。
人民行动党也意识到今非昔比的社情民意，主动求变，力求继续赢得选民的支持。李显龙在7月27日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的讲话中承诺将回应选民的诉求。
虽然坚持精英治国的原则，执政党也注重提拔年轻力量进入政府：本届大选人民行动党提名多名40岁左右的候选人，其中6名胜选议员进入新内阁；相比被批“精英主义”而被迫退选的林绍权，更加亲民的新任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圣辉代表着执政党赢回民心的新生代力量。
“新加坡年轻人有权做出选择”
在开幕的新一届国会中，反对党初具组织规模，不再是屈指可数的零散力量。执政党也面对现实，不仅变革现有体制，更主动改变自身及其对在野力量的态度。李显龙则在新内阁宣誓就职演说中承诺将顺应多元化这个不可抵挡的趋势，他在给新一届执政党议员的公开信中也表示“我们必须期待国会有更尖锐的提问和辩论”。
其实，人民行动党早已开始主动采取措施变革政治体制，改变现有的一党优势制。2016年执政党主导国会修宪，已将国会反对党议员人数上限增加至12人，并赋予非选区议员与民选议员同等的表决权。本届大选后国会更是效仿英国议会制度，正式委任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赋予相应的职责和特权，包括在国会的优先回应权，与执政党议员和内阁成员享有同等质询、辩论和发言权利，并有权听取政府在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出现全国危机时的机密报告。反对党得到更多制度性的保障，话语权和影响力势必进一步增强。
相比于动辄把“精英治国”挂在嘴边、对反对力量充满戒心的李光耀，现在的执政党领导人至少持有更加宽容、温和的态度与行为。李显龙不仅意识到要面对反对党更加尖锐的声音，更呼吁反对党在国会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共同参与国家建设。
从本届大选来看，现在的新加坡选民持有“二者兼得”的心态：依然信赖、支持人民行动党执政，但也希望国会存在更强大的制衡力量，确保执政党在压力之下保持谦卑、走进民众。如果有朝一日选民心态的根本性变化或执政党自身丧失活力导致多元政治的到来，无论对新加坡是好是坏，也正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年轻人有权做出选择”。
